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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侨史》概要

2010-09-13 18:34:34

  浙江师范大学周望森教授通过广泛的材料收集,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所撰写的《浙江华侨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今年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经作者本人同意,现将《浙江华侨史》各章节概要如下,以飨广大读者。

《浙江华侨史》概要

夏凤珍

第一章 古代浙江人移民海外

  浙江地处长江三角地带的南翼,地狭人稠,而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浙江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有悠久的文化和人文优势。

  自然的、社会的种种要素,不论是优与劣,正面与负面,都极大地关系着各个时代的浙江人的生存活动。空间的利用、延展和开拓,对地狭人稠的浙江特别重要。浙江人一代又一代地延伸、展拓,再延伸、再开拓。高度地利用和扩大活动空间,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史、发展史。浙江是个沿海省份,浙江人的延伸、展拓,从陆地扩大到海洋,从近及远,从近海,走向海外。这种走向海外,经过长期的搏击,到唐朝成了定势,并已有人在海外定居,产生了浙江籍的华侨。(书第3页)

第二章 浙江华侨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古代浙江华侨与闽粤华侨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历史也久,资格也老,却是一个分散的弱小群体。浙江华侨在唐朝产生后,虽也在继续发展,但不是连续不断的、规模化的发展。古代三个阶段(唐朝五代、两宋、元明清)中,以两宋的发展较快较正常,元明清阶段发展十分无序、艰难曲折,受到不利因素的严重阻碍,与闽粤华侨的规模、创业都拉大了距离。

  古代移民海外的浙江人主要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其次是学问僧和其他文化界人士,农民、手工业者基本上还没有加入其中。这种身份到海外后也得到延续,仍然从事经商活动和文化活动,没有人从事农耕、养殖、渔牧等产业,即没有开发性产业。这也是有异于闽粤侨胞的。

  流向、分布,以日本为主;前往朝鲜则从宋代的较大规模到元明清变得十分稀少了,在闽粤华侨的最大最主要的分布和侨居地区、也是世界最大的华侨重点地区的东南亚,浙江华侨的人数也少,那里的100多万华侨中,浙籍华侨只是个零头数。临近古、近代之交,浙江冒出了青田石商,彪出国门,远走欧洲,在最早的资本主义世界“抢了滩”,奠定了以后浙南移民源源不断前去经商侨居的基础。走入欧洲、侨居欧洲,就成了浙南华侨出国、分布的特点,此后浙籍华侨在欧洲华侨社会长期“称大”。(书第33页)

第三章 近代浙江华侨发展壮大

  近代浙江华侨出国,起始于19世纪40年代。他们的出国,一方面,是古代浙江华侨出国历史惯性的作用,是古代华侨出国的传承性、连续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新背景下,出国有更大客观因素和主观要求,具有现实性、迫切性。这就造成近代浙江人出国的规模化,并形成了高潮。

  近代国人移民海外,以契约华工为最大宗,近千万人成了海外华侨华人。浙江只有在很小的广度深度卷入这个华工出国大潮。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苦力贸易”、华工出国形成高潮,浙江卷入其中不到千人;高潮过后的小规模“苦力贸易”,包括前往东南亚、南非各只数十人;“一战”赴欧华工也只有青田籍2000名华工,与华北地区的20万人相比,是小巫见大巫。这一情形,把浙江华侨与闽粤华侨更大地“拉开”距离,不仅华侨人数对比更加悬殊,而且在流向、分布、职业、产业走向等等方面,与后者差异加大。这种历史特点一直起着作用,影响着近代后期和现代后继者的流向、分布、职业以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

  由于只在很小程度和规模上卷入契约华工的移民潮,因此,浙江华侨出国的时间、形成高潮并不在19世纪(近代前期),而是在民国时期(近代后期)。前期出国的人数、规模和分布范围远不如后期,正与闽粤的情形相反。后期浙江华侨得到较快壮大发展,最多时的海外人数大约10万,分布在40多个国家地区,总能量有很大增长。尽管与闽粤相比悬殊仍然很大,但在全国省份中的排名中已居较前,为第九位。

  近代浙江华侨以祖籍地划分,有南、北两股。两者之间存在着“先天”条件、起跑点、经营活动、发展水平和实力的巨大差别,是北强南弱;人数、分布广度,南股超过北股。但无论是北股还是南股,都拥有相同的精神财富——浙江精神:敢于冒险,勇于探索;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不辞艰难,勇于拼搏;不断创新,善捕商机……。正是这种精神、毅力和品格,这两类海外浙江华侨都走向了自己追寻的目标:北股侨商获得了重要发展,形成了如同“宁波帮”这样高层化的著名的海外商帮;南股华侨走出了一条在异国他乡的立足生存并初有发展的道路,立于世界华侨华人之林。浙江精神是浙江华侨的最重要“资本”,浙江华侨在海外的拼搏大大地充实丰富了浙江精神。

  农、工、商、学、兵,近代浙江的华侨绝大部分“姓商”,一小部分“姓工”、“姓学”。北股富商大贾,南股小商小贩,身系商海,浪迹天涯,漂泊五洲,商情商机使他们的行踪遍及世界各地,推进到世界的广阔市场。他们走向了世界。商业是工业、农业、开发性事业的中介力量,是传递机、传动带,没有农业、工业、开发性事业的近代浙江华侨,以自己的职能和方式参与了近代世界的发展,作了特有贡献。(书第82——83页)

第四章 现代浙江华侨新发展新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新中国建立后的30多年里,国内国际环境都不利华侨出国,移民海外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是华侨发展史上的低潮期。中国“文革”结束,实行改革开放;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世界趋向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华侨出国的环境和条件大为改观,形成了出国的新高潮,浙江新移民新华侨增加的速度更居全国前列,浙江成了“华侨大省”。

  新时期华侨出国的主因,逐渐由谋生转变为寻求发展,市场导向起了关键作用,多数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发展机遇。由此华侨的发展有了新起点、新平台,引起了华侨社会的重大变化,华侨加速向外籍华人转化,华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书第84页)

  浙江是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份,也是空间有限、资源短缺的省份,并且又是有出国传统的侨乡省份,因此,在“走向世界”的大潮中,浙江人一开始就走在前列。向非洲、中东等地区的投资创业者中,宁波、温州、义乌等地的浙商占了很大份额;赴独联体、东欧地区开展贸易活动,浙南人捷足先登,十分活跃。出国留学于1979年恢复,此后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并形成了“留学热”。到了20世纪90年代,浙江人出国的规模迅速扩大,每年都达数以万计,形成空前高潮,浙江新移民数居全国各省市(区)的第二位或第一位。(书第87页)

  现当代浙江人移民海外,大致有上七个渠道。各种渠道之间并不是截然孤立的,而是互相交叉、互相重叠的,有的是互相促进的。例如出国团聚、继承家产,与家庭化家族化显然是互相交叉、互相促进的;探亲、团聚,本是合理合法的,但有些人却在条件暂未成熟时急于出国,就走上偷渡的歧途。

  在多种出国的类型和人群中,出口贸易、对外投资的移民,以一定的资金跟着转移,很快进入国际大市场,实力增强较快较大,是移民潮中的新劲旅,对于华侨华人整体实力的增强有重大作用,是目前和今后华侨华人社会的新动向。这个时期为数日趋增多的留学人员、科技文化人员的出国及其向华侨转化,在海外从事科技文化事业,或介入国际大市场,从事商务、技术开发,是华侨群体中的精英族。投资新移民、高学历新移民的壮大成熟,将成为领军族,关系着华侨社会的发展动向和前景,受到了关注。(书第121页)

  浙江籍华侨人数,在古代、近代并不多,改革开放前还在减少,在东部沿海省份中排名较后,居全国第九位。改革开放后,浙籍华侨人数迅速增多,形成出国新高潮后骤然增加,新移民增长数与广东相近,居全国前列;旅外华侨华人总人数超过百万,排名向前提升,居全国第五位,列于广东、福建、广西、海南之后,成了华侨大省之一。(书第144页)

  至2003年,浙江籍海外华侨华人总数达120万左右,加上旅居港澳的30万人左右,两项共计约150万人。(书第145页)

  现代浙江籍华侨华人的资质,与老华侨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朝着良性方向发展,有利于他们在海外的生存、创业、发展和实力、地位的提升,改变了华侨会人的整体面貌,对住在国和祖国家乡的贡献,也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资质,指人口自然结构、文化教育水平、社会原职业身份和社会阅历经验等诸种要素的综合素质和潜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祖国的进步,社会生存生活条件的改变,新移民新华侨的整体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老华侨群体那般畸形的有男无女性别结构、文盲半文盲的低文化水平、相当单一的农民手工业者的出身和社会职业,等等,都改变了,大都成为历史陈迹。(书第146页)

第五章 浙江华侨创业和经济事业

  华侨前往海外创业发展,受到他们祖籍地经济的影响。产业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家乡的承袭和延续;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家乡经济影响着他们在海外的经济发展状况。由此,浙江华侨经济有明显的地域差别,浙东籍和浙南籍海外华侨经济的筹划创建、演变轨迹和发展水平,均有很大不同。

  宁波、舟山、绍兴和杭嘉湖地区等浙东(北)籍华侨经济,演变轨迹大致是:古代海外贸易业和手工业经济;近代进出口贸易业和务工(船工、契约华工)、“三把刀”(菜刀、剃刀、裁缝好)等多元化经济;现代的制造工业、航运业、高科技产业等,并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青田、温州等浙南籍华侨经济,经历了三种形态两次转型的演变:古代和近代以拎卖业为主的小商贩经济,向近代后期和现代的以中餐业、皮革业、服装业为支柱的坐商经济和出口贸易经济转变,现代后期的坐商经济和出口贸易经济走向较高水平,并在国内投资兴业,向现代化经济转变,开始步入世界华侨经济的先进行列。(书第155页)

  “二战”后即现代,浙江华侨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实力大为增强。

  原本基础好、发展程度高的浙东、浙北等地区的华侨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空前提高,形成强势经济,进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先进行列。

  浙南华侨经济,走出了独自打拼、孤立经营和滞后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就基本上摒弃了拎卖方式的小商经营,创办了中餐、皮革、服装等服务业;进入90年代又向国际贸易、百货经营等多行业转变,短短10多年,突飞猛进,快速向发达地区的华侨经济接近,并向国内投资,形成内外资相融合、双赢双利的发展新路,获得跨越式发展,走向现代化。(书第177页——178页)

  现代浙江华侨经济,由于行业产业的大面积开拓,走向了多元化、高层化和跨国化,产业规模和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创造和积累的财富也大幅增长。

  中餐业是浙籍华侨的重要行业,投资小、利润大。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的中餐馆“饱和”前,“办一家,发一家”,有的人开了一家又一家,一户办多家连锁餐馆颇为普遍,最多的办了七八家。另两个支柱行业,皮革业、服装业也是重要产业,凡成功者,实行工场制作、商店、网点(销售)连锁经营,利润额空间一再扩大。就是这类技术含量不很高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主纷纷发财致富。据荷兰一位老侨领估计,90年代经营这几种行业的浙南华侨1/10已上升到中产阶层,其中有巨富层。当时法国的一位侨领说,法国中产者(或富人)的参考性收入或资产的标准是月收入3.3万法郎,或有190万法郎的资产。由此可见,90年初浙南华侨成为中产者或富人的数量已不算少,他们的富裕程度也较高了。而达到小康水平的则占有更大的比重。

  兴起时间不长的浙南华侨出口贸易业,给他们带来的财富比服务性的中餐等行业更大。据丽水、青田的侨务部门估计,至2000年青田华侨从事出口贸易达3万人,总贸易额31亿美元;2004年,外贸人员增至5万,贸易额50多亿美元;2005年,人数增至5万多人,近6万人,贸易额达60亿多美元。按2005年的贸额量计算,人均年贸易额至少10万美元,依升值前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兑换率计算,达80万人民币。

  海外华侨财富的积累,在向家乡的侨汇中得到了反映。以青田为例,2004年的侨汇就达5亿美元;侨汇以外,其他途径带入的外币数也很大,据说与侨汇至少相当。文成县1999年的侨汇是24248万元,当时该县海外华侨(包括老幼,从业者和纯消费者)是58000多人,侨汇人均约5000元。文成县1989年全县财政总收入533万元,而侨汇661万元,超过财政总收入。2005年温州市侨汇总数达26.48亿美元。截至2004年,温州的侨资港资企业总投资50多亿美元,占全市三资企业的80%以上。至2006年,浙江侨资港资企业共25000多家,总投资达830多亿美元,占外资总额的60%。

  现代浙江华侨中,多行业、规模化、国际化的财团不断增多,出现了一批行业“大王”,“十强”、“百强”、“五百强”的企业巨子,数千万、数亿、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大企业集团。他们无论是在“港转外”、“台转外”的浙东浙北侨胞中,还是在温州、青田等地的新浙商中涌现出来。(书第196——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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