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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华侨抗日救亡见闻录

2015-10-19 11:18:02

槟城华侨抗日救亡见闻录

文/周添成

  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日子。70年过去了,人们仍然不会忘记,在那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海外侨胞万众一心,出钱出力,毁家纾难,支持祖国抗日,可歌可泣。那时我恰好生活在英属殖民地—— 马来西亚的槟城(槟榔屿),虽然还是个孩童,对世事似懂非懂,但当时发生的那一桩桩、一件件激动人心的事,至今记忆犹新。

  怒烧日货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日货就逐渐占领东南亚市场。许多商店喜欢进日货,因为像布匹、煤油、肥皂、火柴等日用品容易出手,资金周转快。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我国东北三省沦陷后,海外侨胞在世界经济不景气、明知对自己经营不利的情况下,出于民族大义,还是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当时华侨社团提出不买不卖日货的口号,广大华商积极响应。运动中,华侨社团对个别屡劝不改的商人采取了行动,组织纠察队执行焚烧任务。在华文报纸上,或是在茶余饭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或听到有关侨胞愤怒焚烧日货的新闻。

  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了焚烧日货的场景。我家在皇后街,离家不远的一条叫“印度街”(印度人相对集中而得名)的街上,有一家华侨开的杂货店出售日货。该店老板以为在印度人群中不易被华侨发现,当被发现后经多次教育劝阻仍一意孤行,华侨社团在忍无可忍之下对其采取行动。早上八九点钟光景,十几个手臂佩戴红袖套的纠察队员,二话不说冲进该店,从仓库里、货架上把日货统统取出放在马路中央,然后用该店的日产煤油和火柴燃烧起来。熊熊烈火的四周都是围观的人。围观的群众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拍手称快,场面很是壮观。店主见人多声势大,早已躲在店后不敢露面。据说,凡是发生这一类激烈行动的地方,很少有反抗之举,因为店主知道槟城是马来西亚华侨最集中的地方,华侨得罪不得,他们不买你的东西,你就断了财源,而当地警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纠察队每一次出击都是“战果”辉煌。

  以后的几年里,群众怒烧日本货的消息还会时不时听到一些,市面上的日本货越来越少。人们偶尔见到日货,也都避而远之。抵制日货运动使得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额明显下降。

  车夫捐出血汗钱

  1937年南洋掀起的那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充分体现了海外侨胞读懂了明朝顾炎武的那一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年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登高一呼,那一句响亮的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至今犹在耳际。广大侨胞积极响应,各阶层的人,上自老板下至人力车夫,都行动起来捐款捐物捐药品。

  在南洋,汽车进入百姓人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之前人们出行多以自行车代步。马来西亚交通还算发达,很早就有几条公共电车在行驶。除了几路电车以外,就是人力车的天下了。拉人力车是苦活,但不用成本,车子可以向人力车行租用。多数唐山客到了南洋后,除了在亲朋好友的店铺打工外,就是当苦力或车夫。他们在炎炎烈日下滚烫的柏油路上奔跑,流出汗多,收入无几,很多人一辈子光棍到底,是海外侨胞中最可怜的一族。

  就是这样可怜的一族,在海外抗日救亡中献出诸多爱心。我多次在马路上行走时,看到人力车夫见到募捐箱子,边跑边掏袋里的钱投进箱子并且头也不回,似乎在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家隔壁是一家潮州人开的咖啡店,店面朝“中国街”(唐人街),侧面有一个卖粥摊子。摊子上面拉着一块大帆布以挡雨遮太阳,大帆布下面摆着一张长桌、几条长凳,三餐供应稀饭,这里的常客就是人力车夫。华侨社团见这里是皇后街与中国街的交叉口,人来人往,就把捐款箱放在摊子的桌上。这些穷汉子用了餐就随手投进几个钱币。以后我在中学教语文讲到“慷慨解囊”这个成语时,就用我见到的这个情景来阐述,学生们听了都感动不已。

  关于人力车夫积极投入爱国救亡的事迹还有很多。他们当中很多人听了抗日救国宣讲之后,常会倾其囊中所有,把一天挣来的血汗钱悉数捐出。还有很多人争相送爱国物资,比如帮侨团把募来的药品送到码头车站,义务劳动,分文不收。他们的感人事迹还被搬上银幕,观众看了以后无不拍手称赞。

  街头义卖爱国花

  说起爱国花,旅居海外的老华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兴许他们还买过或卖过这种花。义卖爱国花是抗日救亡的一项内容,是募捐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简便易行。因此,那个时候,街头随处可见到。

  我第一次看到爱国花、买爱国花,是在5岁那一年。有一天,我跟着表叔上街,刚走到“打铁街”(因打铁店相对集中而得名),远远就看到街心人山人海,围成一圈。好不容易挤进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一位十五六岁的大姐姐,身着学生装,站在木凳子上,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慷慨激昂,听者无不动容。四周十几个小朋友手捧篮子,篮子里面装着许多白色的纸花。待那位大姐姐讲完话,他们便向围观的群众兜售爱国花,钱随便由你给,你给了钱,小朋友就帮你把爱国花佩戴起来。我表叔掏出一元叻币,要了两朵白花,他佩一朵在胸前,把另一朵给我。记得当时天气酷热,我上身赤膊,没有穿衣,只好拿在手上,回家后才小心翼翼地佩在衬衫的口袋上。

  此后几年,凡是遇上卖爱国花的人,大人都会义不容辞地掏腰包。我家到底买了多少爱国花,如今已记不清了。两年后,我上了华小,也开始扎爱国花,卖爱国花了。

  那时华文小学的手工课就专门扎爱国花。上课钟声一响,老师捧着一捆细细的铅丝,一大篮雪白的扎花纸,教我们扎一朵朵小白花。记得有一次我问老师,为什么不扎鲜艳的红花或红白相间的花,老师动情地说:“傻孩子,这是国丧,不是喜事,怎么好用红色呢?”于是老师就借机给我们讲了日本帝国主义怎样侵略祖国,国内同胞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抗日我们都要当亡国奴。从此,幼小的心灵便铭刻下了爱国救亡的印记。

  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上街义卖爱国花。老师也是站在凳子上宣讲,我们在下面向观众分发爱国花,收进捐款。半天下来,经常满载而归。当时马来西亚的物价很低,一个铜板(乾隆、道光的铜板在那里流通)可以买一碗面吃。有一回竟卖了四元叻币,高兴极了。募捐来的钱款汇到新加坡(当时属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城市)“南洋华侨救赈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会长为陈嘉庚),再由“南侨总会”或汇款或购物购药品寄往祖国。

  侨校抗日掀高潮

  在祖国,前线将士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在海外,华文学校师生热血沸腾,积极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中。海外华文学校基本上是由华侨社团募捐筹建的。因此,华文学校是华侨社团的组成部分。而华文学校是知识分子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华侨社团从事爱国救亡活动,要进行大量宣传工作,那么就必须依靠华文教师这一支队伍。另外,学生历来是运动的急先锋,只要组织发动得好,就可以形成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我7岁,就读于丽泽小学,一年级没有读完,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沦陷,我辍学在家。那不到一年的华文教育,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可以说,丽泽小学既是我接受华文教育的基地,又是培养我的爱国情怀的火炉。

  丽泽小学是华侨社团“丽泽社”筹资创办的华文私立学校,在槟城它是规模最大的,当时有上千个学生,几十位教师,分上下午班,我们低年级被安排在下午。大概是非常时期,第一节课都是由班主任任课,但上正课前必须上好更重要的“正课”,那就是宣讲祖国抗战的形势,介绍本市爱国救亡的情况。我的班主任姓梁,福建人,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备课又认真,听他的报告,往往让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全神贯注,鸦雀无声。老师动员完后,我们就按秩序往捐款箱走去,把自己的捐款投进去。当时,学校全体学生提出每天节省零用钱捐献给祖国,支援抗日。家长们都支持这一爱国行动。记得我的家长原来每天给我两个铜板当零用钱,听说要捐款,就多给两个铜板。

  还有就是图画课,在爱国救亡宣传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老师教我们画宣传画,画得好的还可以上学校门口的宣传橱窗,橱窗内的宣传画办了一期又一期。梁老师善于运用直观教学法。有一回,讲到“英勇”的词意及用法,他先分发给我们每个人一张印有十九路军抗击日军入侵的宣传画的信纸,然后开始讲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军的战斗故事。记得他说当时上海守军十九路军,武器装备不如日军,面对来犯的坦克,战士们把几十个手榴弹捆在身上,然后躺在地上,让坦克从身上碾过去,与鬼子同归于尽。最后总结道:祖国的守军为了保家卫国,不怕牺牲,英勇抗击入侵者。这样,我们既学会了“英勇”的用法,又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那张信纸,我一直珍藏到日寇占领槟城,大人怕惹祸才把它烧了。尽管信纸不在了,但蔡廷锴将军及其领导的十九路军战士的英雄形象,却永远抹不去。

  滇缅公路洒热血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与国际联系的陆海通道绝大多数被日军封锁。为了打通国际交通线,滇西20余万民众于1938年8月筑就一条起自昂明,贯通滇西连接缅甸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国际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随着战争的发展,滇缅公路运量陡增,一时驾驶员、维修人员奇缺,前线后方纷纷告急。

  1939年,在“南侨总会”会长陈嘉庚的号召下,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的320多名华侨司机和修车师傅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服务团”,分九批回国。南侨机工中,槟城华侨青年特别多,当年报名出征的场面特别热烈:有的父母深明大义,放弃了让儿子继承家业的愿望,挥泪送别;有的父母不同意,但儿子为了抗战,忠孝不能两全,只好不辞而别;有些女青年学习花木兰,女扮男装,奔赴前线;更多的是青年学生,为了不当亡国奴,毅然离开学校,投笔从戎。他们辗转于滇、黔、川、桂、湘以及缅甸、印度等地,为抗战提供后勤保障。他们凭借熟练的技术和无畏的勇气,战胜种种艰难险阻;他们不怕牺牲,付出了一千多条年轻生命的代价,出色地完成了运输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槟城华侨抗日救亡见闻录

  为了纪念为国牺牲的槟城华侨机工,二战结束后,当地的华侨华人捐资为他们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供人瞻仰。(作者系浙江省华侨华人研究会顾问、《钱江侨音》审读委员会委员、马来西亚归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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