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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的那些“第一次”

2016-09-13 17:55:40

回国后的那些“第一次”

文/周添成

  人的一生中总有很多个“第一次”,而这些“第一次”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印象深刻,终生难忘的;另一类是时过境迁,完全忘了的。我回国后经历的那些“第一次”多数属于前者,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次”见到解放军

  1952年10月,我回国入境时,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那是在深圳边防的大门口,五星红旗下,笔直地站立着一位持枪的年轻战士,非常威武。后来又陆续碰上几名边防军人,态度都很和蔼。我们有不懂的事,有问必答;看到我们行李重,过关有困难时还主动帮忙。

  第二天,我到达广州,和其他侨生被安排住在小旅舍。说来也巧,这家小旅舍也住着几位解放军,大概是到广州出差的,我们早晚都能碰面。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好像在对我们说:“欢迎你们回来!”

  我在马来西亚18年间,先后见识过英国殖民军和日本侵略军。前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一幅征服者的架势;后者野蛮凶狠,无恶不作。还是我们的解放军可爱可亲!

  “第一次”见到陈嘉庚

  陈嘉庚的大名,在南洋侨胞中可谓如雷贯耳。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入侵中国,陈嘉庚为了祖国的存亡,四处奔走,号召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祖国抗战。毛主席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称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回国前我就经常在报刊上看到有关他领导抗日救亡活动的报道和照片,但一直无缘亲眼目睹他的风采。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回国定居。听说他住在家乡集美,我就要求到集美中学去读书。

  1952年11月中旬的一天,在去集美科学馆的路上,我与他不期而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嘉庚。那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但看上去身体健朗。他走走停停,这里看看,那里瞧瞧,还与随行人员低声讨论。那一天我兴奋得忘记了自己要去哪里,只是跟随着他,他停我也停,他走我也走,结果跟到了他的住所才转头跑回教室。如今回忆起来,那真是一幅有趣的画面。

  陈嘉庚虽是著名的侨领、国家领导人,却非常平易近人。他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关心建筑工人和师生。我在集美的三年里,无数次在校园里看到他的身影,聆听他的报告,他制定的“诚毅”校训,使我受益一辈子。

  “第一次”参加庆祝国庆

  1953年10月1日,这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因为是我第一次参加庆祝国庆。那一天,学校放假,食堂加餐。上午10时,我们在草坪上听广播,头一天晚上还观看了学生们自编自演的节目。这些看似简单、平凡,但对于我而言,一直难以忘怀。因为在马来西亚时,英国殖民政府不准华侨庆祝自己国家的生日。现在我回来了,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庆祝国庆,心里格外高兴。

  “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

  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我回国后第一次参加的政治运动,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1955年,我考进厦门大学,圆了读大学的梦。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可惜好景不长,接踵而至的是“整风反右”。在这场运动中,我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被批得体无完肤,毕业鉴定是“在运动中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内部控制使用”。这期间,我被勒令检查,汇报思想,同学们不敢靠近我,深怕被牵连。但我始终保持自己的良心,结果被划成“中右”。

  这场政治运动很残酷,历史系55届两个班60个人,错划了10个“右派”,还有一批像我一样不戴帽但受到批判的。因为有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大家心里都有隔阂,所以毕业后从未开过同学会。

  “第一次”被剥夺人身自由

  1966年开始的那场“十年浩劫”中,我被两度关进“牛棚”,丧失人身自由。因为有“海外关系”加上“站错队”,被打成“保皇派”和“漏网右派”揪出来批斗。他们对我拳打脚踢,进行人身侮辱,抄家,还把我关进了“牛棚”,强迫每天写思想汇报,接受批判,游街示众,参加惩罚性劳动,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丧失自由的痛苦。想当年,我满腔热情,冲破阻力,漂洋过海,返回祖国,如今沦为“阶下囚”,我感到委屈。不过,我总是用国外一位作家的话安慰自己,大意是:一个作家乃至一个人最好有一段牢狱的经历。“牛棚生活”应该也是我人生中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

  “第一次”当选省人大代表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开始拔乱反正,强加在我头上的不实之词被一一纠正,总算苦尽甘来。1977年,我光荣地被选为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连任两届省人大代表和两届省政协委员,共任职20年。

  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在兰溪第一次当选省人大代表时,我还在兰溪市第二中学给学生们上课,一听说我被选为省人大代表,不等放学就一口气跑到妻子任教的学校,想第一时间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她。妻子看我气喘吁吁,着实吓了一大跳,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故。如今想起仍会忍俊不禁,但仔细想想,有过特殊经历的人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怎能不令人高兴地起舞呢?

  “第一次”走上大学的讲台

  我考上大学,努力学习,梦想成为一名教授。毕业时,原被分配到杭州大学,但去报到时,杭大却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由,拒绝接收,所以我被逐级下降分配,先到金华,再转分到兰溪,进了兰溪中学任教。不能进大专院校工作,我的教授梦也就成了泡影。但我坚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在中学安心工作,积累经验,做出成绩,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原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不曾想经过19年的风风雨雨后还有机会走上大学的讲台。

  1978年,浙师大金华分校成立,调我去讲授英语,并任外语科副主任,主持工作。这一消息虽然来得晚,但仍令我兴奋无比。知识用时方恨少,我在大学读的是历史,不是英语科班出身,尽管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但文献积累太少,只好加倍努力。我废寝忘食,大量阅读有关书籍,认真备课。当时除了担任外语科的教学行政工作外,还要给一个班上精读课。我第一次在大学讲台上用英语授课,因为准备充分,同学们的反映不错,也获得了听课老师的赞赏。

  “第一次”乘坐飞机

  1984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三次归国华侨代表大会,这是经过10年动乱之后的第一次归侨代表大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有幸作为浙江的归侨代表参加了大会。

  党和政府很重视这次大会,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接见与会代表并拍照留念,副委员长叶飞出席大会并讲话。这是我第一次上北京,也是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其中原委是这样的:浙江各地的代表上北京时先到杭州集中,然后一起乘火车上北京。因为当时北京到杭州的飞机隔天一飞,所以回来时坐火车还是坐飞机任我们选,选火车的人晚一天走,组织到长城参观游览。我从未坐过飞机,机会难得,于是决定放弃参观长城,提前一天乘飞机回杭。不料我回来后不久,就被调任为浙江省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从此出差出访,少不了乘飞机,而没人会想到,我至今还不是“好汉”—— 因为我没有到过长城。

  “第一次”坐轿车上下班

  1984年5月28日,是我一生中工作性质大转变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我由教师行业进入了公务员队伍,并担任了副厅职务。

  因为是副厅级,所以那时上下班可以享受小车接送的待遇。第一次坐上小车时的心绪有些复杂,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肯定;忧的是,自己没有工作经验,担心能否胜任。于是坚定地告诫自己:绝不能飘飘然,要更加虚心地向同志们学习,全心全意地为侨胞服务。实事也证明,我确实在侨务战线上尽心尽力,做了该做和能做的工作,使自己终身无憾。(作者系浙江省华侨华人研究会顾问、《钱江侨音》审读委员会委员、马来西亚归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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